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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前，509名解放軍何以荷槍實彈提前入港？
陳佐洱檔案
1942年12月生，祖籍上海。
曾任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社長、總社港澳臺部主任。
1987年底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工作，1994年3月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1998年起，先後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正部長級），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澳門特區籌委，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
23年前的3月11日，陳佐洱一傢三口從北京登機，飛向正成為世界焦點的香港。當時，距離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還有將近3年4個月。他的使命是，赴港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負責磋商香港政權交接的具體事宜。
後來，每逢香港回歸的紀念日，便是這位當年談判高手的忙碌期。
陳佐洱是半路出傢。他生在上海，長在廈門，伯父陳伯吹和父親陳汝惠都是知名作傢，堂兄陳佳洱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三弟陳佐湟是新中國第一位交響樂指揮博士。
2017年，陳佐洱在上海老傢
臺灣記者李永得和徐璐與我握手，歉意地說:“讓你們久等瞭。”我迎上前說：“歡迎，歡迎，等你們38年瞭!”
高淵：你的港澳臺工作經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陳佐洱：那是1987年9月，當時發生瞭一件很轟動的事，臺灣《自立晚報》派出兩個記者取道東京前往大陸采訪。這是兩岸隔絕38年後，第一次有臺灣記者來公開采訪。
做夢也沒想到，協助他們采訪的任務會落在我肩上。當時，我剛從福州到中國新聞社總社工作，職務是福建分社社長兼總社港澳臺部主任，一面工作，一面熟悉總社的運作情況，準備去中新社一傢駐外分社工作。
高淵：為什麼會派你出面接待？
陳佐洱：記得那天是中新社王士谷社長找我談，鄭重其事地說，有兩位臺灣記者要來大陸公開采訪，中央對此很重視，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直接負責。考慮到臺灣《自立晚報》是民間媒體，而中新社也是大陸民間性質的媒體，實行對等接待。
王社長告訴我，《自立晚報》派出的李永得和徐璐兩位記者，李永得是一位部門主任，而我正好是負責對臺新聞的部門主任，所以由我作為中新社的代表。
高淵：當時接待有什麼必須遵守的原則嗎？
陳佐洱：有兩條。一是確保自由采訪，李、徐想采訪誰，到什麼地方采訪，都要盡量開放和滿足；二是確保兩人的人身安全。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鄧小平同志定的。
高淵：過程還順利嗎？
陳佐洱：他們是9月14日下午3點50分，從日本東京登機出發的，途經上海再飛北京。因為機上有重要旅客，所以這個航班在上海多做瞭一次客貨安檢，一直到15日凌晨0點56分才抵達北京。
我和中新社的同事是當天傍晚就到首都機場等候瞭，還來瞭很多國內外媒體。子夜時分，機艙門一打開，李永得和徐璐與我握手，歉意地說:“讓你們久等瞭。”我迎上前說：“歡迎，歡迎，等你們38年瞭!”
高淵：這句“等你們38年瞭”，是事先想好的，還是當時脫口而出？
陳佐洱：是脫口而出的，我根本沒有細想。因為已經等瞭4個多小時，加深瞭焦慮和期待，的確是久等的感覺，飛機晚點嘛。
但這話一出口，立刻被世界多傢通訊社援引，很多報刊以顯著版位報道並加以評論，國內各大媒體在內部也炒得很熱。
高淵：聽說還引來不少批評？
陳佐洱：當時，中新社在宣武門新華社大樓裡辦公，中午去食堂吃飯時，就聽到有人背後指指點點，“就是這個人說等臺灣人等瞭38年，是什麼階級立場？”中新社裡面也在議論，我內心忐忑不安，隻想埋頭工作，幫兩位臺灣記者聯系好采訪。
後來聽說，鄧小平同志肯定這句話說得好，我懸在半空的心才算放瞭下來。
高淵：那次臺灣媒體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觀上也改變瞭你的人生軌跡？
陳佐洱：臺灣記者采訪結束後，一下子北京有好幾個單位要調我，中央臺辦要我去負責宣傳，當新聞發言人。但我最想去國務院港澳辦，因為香港還有10年就要回歸瞭，我工作到退休年齡前還趕得上全過程。1987年底就去瞭，1988年1月正式上班。
高淵：當時魯平在港澳辦？
陳佐洱：對，我去港澳辦跟魯平很有關系。我在中新社總社的時候，宿舍對面就是魯平的傢，他當時是港澳辦秘書長。有時候我去他傢串門，就認識瞭，他也知道我怎麼接待臺灣記者，就向港澳辦黨組推薦瞭，請黨組書記李後專門來考察我。
我去瞭之後，是一個處級幹部，沒有具體職務，在基本法草委會秘書處工作，實際上負責秘書處。幾個月後，任命我為副司長。
英國“玫瑰園計劃”投入過於巨大，傾盡香港財力，留給未來中國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隻有50億港幣。還要大規模舉債，讓特區政府償還。中央高層的意見很明確，不能“你請客，我會鈔”。
高淵：第一次參加中英談窗型冷氣尺寸判是什麼時候？
陳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開始的香港新機場建設談判，一直持續到1991年。當時，我先後擔任港澳辦一司副司長和司長，這個司負責經濟事務和調研工作。
這項談判起初是由中英雙方派出專傢組、政府工作小組出面談，英方談判組長是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次官伯恩斯，相當於司局級，跟我對等。這是我第一次擔綱談判首席，不敢有絲毫懈怠。
高淵：當時，為何中方反對港英當局的建設方案？
陳佐洱：香港原來的啟德機場地處人口稠密的市區，中方在80年代就建議港英當局擇址建設新機場，但對方並不積極，可能不想種瞭樹讓後人來乘涼。
但到瞭1989年後，英方處心積慮“光榮撤退”，拋出瞭一個所謂“玫瑰園計劃”，主要就是建設機場和港口。
這個計劃最大的問題是，投入過於巨大，可以說是傾盡瞭香港的財力，留給未來中國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隻有區區50億港幣。不僅如此，還要不封頂地大規模舉債，讓特區政府償還。對此，中央高層的意見很明確，建設香港新機場不能“你請客，我會鈔”。
高淵：和伯恩斯談瞭幾輪？
陳佐洱：和他談瞭兩輪，地點都在北京，但雙方分歧嚴重，沒有談成。分歧的焦點是，英方堅持認為，就跨越回歸的重大事項和中方磋商，會損害英國對香港的有效管治。所以，雖然雙方談判人員都夜以繼日地工作，但大原則定不下來，協議依然遙不可及。
伯恩斯人高馬大，一臉營養和修養都很好的樣子。他有一次以近乎懇求的口吻跟我說：“後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們都會回到倫敦，我們能不能互相讓一點，讓我回去和他們一起度過這一天。”我當即表示會盡力，但遺憾的是，沒能縮小彼此的分歧。
高淵：怎麼打破僵局呢？
陳佐洱：到瞭1991年6月，雙方提升瞭談判級別。英國派出首相外事顧問柯利達，中方是魯平，他當時已經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我作為魯平的助手參加會談。
柯利達是從第三國繞道來北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釣魚臺國賓館見不到一個記者。他是位瘦瘦高高的老者，開談前他用冷峻的目光直視魯平，一語不發達幾分鐘。魯平也是高手，迎著柯利達的目光相視而坐，也一語不發，直到對方收回目光。
高淵：無語對視更考驗談判雙方的心理吧。
陳佐洱：談判是一門學問，講究以逸待勞，使對方疲勞或不適。這次，柯利達帶來瞭新方案，同意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項聽取中方意見。這是談判前提的重要轉折，中方當即也作出讓步，接受瞭英方提出的為特區政府留下250億港幣財政儲備的建議。
我遵照指示，立即動筆起草協議草稿。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中方的堅持，協議名稱定為《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這“及有關問題”五個字是有深意的。就是說，從今往後，過渡期裡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項，中英雙方都要商量著辦，不能一傢說瞭算，這樣就把英方制約住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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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較量中，一共就達成兩個協議。一是廣為人知的《中英聯合聲明》，第二就是這個新機場備忘錄。這個文件非常重要，不僅解決瞭新機場建設問題，更為後來的談判定瞭基調。
高淵：談判完成後，中英雙方是怎樣的心情？
陳佐洱：都很高興。魯平連夜寫瞭一首“卜算子”，最後一句是：隻見青遍柳樹梢，方曉春之到。柯利達也第一次露出笑容，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外交傢。令人感慨的是，據說柯利達爵士的晚年生活艱辛，得瞭糖尿病，還失去瞭雙腿，和老伴居住在倫敦租來的公寓，沒有人看護照料。
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瞭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600多萬香港老百姓啊！
高淵：中英談判中，你經歷的最跌宕起伏的談判是哪一次？
陳佐洱：我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後，就常駐香港，在香港回歸談判的最後階段，代表中方主談瞭除法律適應化以外的幾乎所有議題。
要說最跌宕起伏，還是財政預算案編制談判。
按香港的慣例，每個財政年度從當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97/98財政年度將跨越香港回歸，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編制。而且，由於財政政策有連續性，之前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也應由雙方合作完成。
英方卻想獨自把握，以配合其“光榮撤退”方案的實施。所以阻撓中方參與預算案編制，還急功近利、不負責任地做大開支粉飾政績。中方為瞭給未來特區留下一個好傢底，堅持要在預算案編制中發揮應有影響力。
在這過程中，我個人多次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可以說終身難忘。
高淵：在談判中，你那句“車毀人亡”曾在香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
陳佐洱：對。背景是這樣的，從1995年3月起，中英啟動專傢小組會談，首要議題是中方必須參與95/96和96/97預算案的編制。一開始，英方明確反對，表示要到1996年才會就預算案咨詢中方。當時，曾蔭權是英方組長，我是中方組長。
經過4輪艱苦談判，英方終於作出讓步，首次允許中方旁聽高層資源會議，並就重要資源分配問題與中方討論。但我們參與得越多，發現其中的問題越大。
1995年11月，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署長冼德勤發表公開演講，表示要大幅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當時已連續5年以27%的增幅增長瞭社會福利開支，居然聲稱還要按此增幅再幹5年。
對此，中方認為，應該在財政穩健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發展實際需求不斷提高社會福利，而英方的做法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中國香港基本法規定，是在給即將成立的特區政府埋釘子，哪個政府吃得消這麼高速的剛性的福利增長？
高淵：當時具體場景是怎樣的？
陳佐洱：那天，中外記者照例圍在釣魚臺國賓館7號樓門口，然後尾隨雙方代表進入談判大廳。等雙方坐定後，我用手指輕輕彈瞭彈話筒，開始發言，表示不贊成港英當局的赤字預算，更不贊成用這樣高的速度持續提升香港社會福利。
我打瞭個比方，“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瞭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600多萬香港老百姓啊！”
我的意思很明確，這種隻顧眼前、不顧將來，企圖在一日內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嘩眾取寵做法，要麼是居心不良，要麼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我這番開場白暴露瞭英方臨撤退前賣好又埋釘子的一個陰謀，英方專傢組始料未及，現場氣氛迅速凝固。
當晚，香港總督彭定康親自出馬，率領一眾高官隔空對我發起聲勢浩大的攻擊。他把我形容他駕駛“高速賽車”，偷換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機”，稱“香港的社會福利開支完全是香港事務，中國任何官員都無權理會!”甚至造謠稱中方“把所有福利開支計劃削減得體無完膚”，“港人對此決不受落（接受）！”
高淵：把你送上瞭輿論的風口浪尖吧？
陳佐洱：彭定康的這番言論雖然經不起推敲，但在當時具有很大蠱惑性，一下子將我推到漠視港人利益、幹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孤立境地，迅速成為香港“主流輿論”。短短一個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門的文章，通過文字、電波、視頻鋪天蓋地地對我聲討譴責。
高淵：你的壓力有多大？
陳佐洱：當時我身在北京，香港的信息來得晚。
在翌日專傢組會議結束後的吹風會上，有記者問我對彭定康那番談話有何看法。我回答，港督是英國女王派來集大權於一身的英國人，跟未來由港人選舉產生的特區行政長官相比，他是一個獨裁者，他不僅沒有資格躋身“港人”，更不會領到未來香港特區的“駕駛執照”。
我這話又被渲染為“大獨裁者論”，英國外交部因此約見中國駐英使館代辦，指責我對香港社會福利開支的言論以及針對彭定康進行人身攻擊是“不能接受的”。
我回到香港住處，見到小別一周的太太，她好像一下子憔悴瞭很多，因為遇到瞭從未有過的壓力，甚至不願上街、上班，害怕背脊後有人竊竊私語。
但我不管壓力多大，仍必須一如既往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出席各種公開活動，從容面對傳媒。為減輕輿論誤解，最大限度爭取支持，繼續不卑不亢地進行一些針對性解釋。
高淵：這段難捱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
陳佐洱：香港是個快節奏的大都市，再火爆的新聞也難有持久的生命力。大約半個月後，輿論對我的註意力漸漸移散瞭。這的確是段不容易的日子，我也為此付出瞭一定代價。
若幹年後，是非對錯終於被香港發生的許多大事驗證。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董建華、曾蔭權以及梁錦松、唐英年等要員都曾動情地當面感念我，表示中英共同編制跨九七的財政預算案為香港的未來把住瞭關，他們都還記得並贊賞當年“車毀人亡”那句警示。
我說，我真的希望那僅僅是一句警示，甚至是說錯的話，就當作我敲瞭一回木魚吧。
1995年，中英關於香港財政預算案編制專傢小組會議上，陳佐洱批評英方持續高福利政策。
最後的焦點是駐港部隊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給我的底線是不少於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數字，一咬牙說：“509人，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讓步瞭。”
高淵：財政預算案是讓你最著急上火的談判嗎？
陳佐洱：還不是，最緊迫、最驚險的是解放軍先頭部隊提前進駐問題，因為啟動這項談判時，香港回歸已經倒計時瞭。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我突然接到來自北京的重要電話。電話裡傳來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的聲音：“陳佐洱，我正在錢其琛副總理的辦公室裡給你打電話。”這句話，立刻讓我感到瞭急迫與分量。
王英凡副部長指示我，立即帶領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防務與治安專傢小組，與英方開談駐港部隊先頭部隊提前進入香港問題。他說，北京已組成專傢組，傍晚就飛抵香港，配合你的工作，來人將會傳達具體方案，隻要是在底線范圍內，授權你可以當場決定。
說到這兒，他加重瞭語氣：“時間不多瞭，一定爭取在一周時間內與英方達成協議。關鍵是快！”
高淵：為何臨近回歸前夕，突然要談判先頭部隊提前入港？
陳佐洱：一般的理解是，解放軍駐港部隊應於7月1日零時開進香港，此前已派遣196名以技術和後勤人員為主的先遣人員分三批不帶武器進入香港，為駐港部隊開進預作通信、交通、後勤等方面的必要準備。
但中央領導在聽取有關匯報時發現，假如攜帶武器的駐港部隊在7月1日零時才進港，從北到南抵達全部營地需要兩到三個小時，這就意味著在駐港部隊到位前，香港大部分地區將出現防務真空。
而此時，中英兩國領袖正在進行莊嚴盛大的香港政權交接，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絕不能有一分鐘不設防。所以，駐港部隊必須有一支先頭部隊，攜帶武器裝備於7月1日零時以前進入香港，確保零時開始有效履行防務責任。
高淵：這項談判有多難？
陳佐洱：英國人堅決不同意。他們認為在英方管轄的最後幾個小時，中國軍隊就荷槍實彈開進來，這怎麼行？
一開始是中國外交部在北京和英國大使館談，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在倫敦和英國外交部談，但都是僵局。就在這時，英國政壇發生變動，工黨取代保守黨上臺執政，錢其琛副總理親自致函英國新任外相庫克，希望推進談判工作。雙方最終決定，還是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負責談判。
接到任務後，我當晚就和專傢們關進屏蔽保密室裡徹夜研究方案。第二天上午開談，整個談判持續瞭五天五夜。
高淵：你的任務是在一周內完成這項談判，時間非常緊迫，當時得到中央多大授權？
陳佐洱：談判一開始就僵持，第一天不歡而散，直到第3天依然缺乏實質性進展。那天會談結束時，我和英方代表包雅倫不約而同地走在最後。走到樓梯口時，我們對視瞭一下，收住腳步。他說，我們兩個人再談談吧？
我點點頭。正好旁邊有一個小房間，是堆放雜物的儲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張條凳。我倆把門虛掩，坐在條凳上，沒有燈光，沒有譯員，誰也看不清誰的臉，但彼此能感知對方的氣息。
包雅倫直截瞭當問我，中方還能作哪些松動？
我說，中方可以再作兩個重要讓步：第一，可以放棄開進位於九龍鬧市區的槍會山軍營，但港島的英軍總部和港島南的赤柱軍營一定要進；第二，可以再調減些先頭部隊的人數，具體數字沒透露。最後，我用誠懇、嚴肅的語氣說：“前提是英方也必須持靈活態度！”我聽見包雅倫吐瞭口氣，拖長聲調“嗯哼”瞭一聲。我們都知道，談判還有戲。
最後的焦點是駐港部隊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給我的底線是不少於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數字，一咬牙說：“509人，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讓步瞭。”英方最終接受瞭這個方案。
高淵：你在香港談瞭五天五夜，是怎麼和北京保持溝通的？
陳佐洱：談判桌上風雨變幻，第一時間向北京匯報和請示是奪取勝利必不可少的要素。廣州軍區來的專傢給我帶來三部可以漫遊的手機，在1997年手機還是很新奇的。那些天，這三部手機都放在我桌子上，哪部響瞭，我就抓起來跑到外面去接。
中英談判樓在堅尼地道28號，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意大利式小樓。我每次都到外面花園接電話，是擔心樓裡面有竊聽裝置。當時經常和我聯系的外交部王英凡副部長和港澳臺司司長等，都是上海人，我們就說上海話。這樣即便被竊聽，對方還要找懂上海話的人來破譯，得多費不少力。而且，我們之間的通話還有暗號。談判的進展通過他們報給錢其琛副總理，再報給江澤民主席，北京的指示也通過這個途徑及時下達。
那五天五夜真的沒怎麼睡覺，白天談得唇焦口燥，晚上回中代處還要開會、發電報、等批復，再根據北京指示商量明天如何對陣。即便是抽空瞇一會兒，腦子裡想的也全是先頭部隊提前進駐的事。
中方代表陳佐洱和英方代表包雅倫
在香港回歸的整個後過渡期，彭定康的主要形象和實際作用就是個攪局者。
高淵：在你親歷的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裡，接觸瞭很多英方人士。你對末代港督彭定康印象怎樣？
陳佐洱：應該說，在香港回歸的整個後過渡期，彭定康的主要形象和實際作用就是個攪局者。他以說話尖刻辛辣、文字功底老到著稱。1992年一上任，就拋出瞭一套背信棄義的三違反“政改方案”，隨後才傲慢地動身北上，企圖以既成事實壓中方接受。最後，當然碰瞭一鼻子灰。
高淵：對哪幾位英方談判對手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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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洱：1990年香港新機場建設談判時，我的對手是伯恩斯，他沒談成，英方臨陣換將。香港回歸後，他出任首任英國駐香港澳門總領事。那天，我應邀出席他的上任酒會，他對我非常冷淡，裝作不認識，可能覺得當年丟瞭面子。
但不打不成交的也有，英方代表包雅倫、戴維斯等就是這樣。包雅倫後來擔任第二任總領事，在1999年底澳門特區成立慶典上我們相遇，歡喜合影，百感交集。戴維斯後來下海經商，曾擔任英中商會會長。2007年我去倫敦的時候，他非常熱情地主持我的演講會。
高淵：你在這些談判對手眼中，是什麼形象？
陳佐洱：英方代表曾對媒體說，陳佐洱一是強硬，二是講道理。
高淵：中方談判陣營中，你對誰印象最深？
陳佐洱：印象最深的是魯平，他可以說是我後半生的導師之一，是他把我領到談判桌邊的。
魯平擔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時，每天要讀十幾份立場不同的港澳中英文報紙，往往能從字裡行間敏銳地發現對手的新動向，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教導我說，和老謀深算的殖民主義者打交道，就像下象棋，走一步要看三步。
也許正因此，對手們都對他心生敬畏，連被他斥為香港“千古罪人”的彭定康，也在回憶錄《東方與西方》中欣賞他的聰明、出眾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語，“但中國的政治讓我們之間隻能擁抱像默劇一樣的敵意”。
工作時，魯平總是不茍言笑，批評人不留情面。下瞭班，回到僑辦和港澳辦幹部合住的甘傢口塔樓公寓，他又變得十分和氣，見人笑吟吟地打招呼。
多年來，港澳辦上下都叫他“魯平同志”。每天早晨八點前，他必定踏進辦公室，無論做到多晚，下班時辦公桌上一定幹幹凈凈，沒有一張積壓的文件紙。
中方防務與治安專傢小組成員在談判大廳的合影
外交談判的根本目的不是爭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爭執中搭橋，尋求在滿足我方主要關註前提下的統籌兼顧之道。
高淵：你親歷瞭中英談判的最後幾年，期間波折不斷。在1997年7月1日正式回歸那一刻，是怎樣的心情？
陳佐洱：我沒有熱淚盈眶的狂喜，站在中英政權交接儀式的會場，目視國旗冉冉升起，心裡默默對自己說：不辱使命，我做到瞭！
高淵：你領銜的談判涉及方方面面，像軍事用地、移動電話專營權、排污等都很專業，你對這些都內行嗎？
陳佐洱：我是學外語出身，很多方面的專業知識貧乏，主要靠各有關專傢支持，自己也惡補，但也不可能全懂。一旦上瞭談判桌，就隻能由我一張口來談，專傢們可以遞條子，我指定誰發言誰就發言。談判桌上的每一句都有錄音，“軍中無戲言”。
高淵：香港回歸後，一位英國外交國務大臣曾對中國駐英大使說，陳佐洱最難對付，但又是達成協議最多的對手。在你看來，外交談判的關鍵是什麼？
陳佐洱：在我去香港上任前，向老外長、港澳辦老主任姬鵬飛辭行和請示，他對我說瞭一番鼓勵的話，特別提到，外交是妥協的產物，政治也是妥協的產物。
在香港那幾年，我還牢記兩點，一是國傢利益高於一切，二是弱國無外交，我所有奉命談判成功的背後，都是國力的支撐和人民的支持。
外交談判的根本目的不是爭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爭執中搭橋，尋求在滿足我方主要關註前提下的統籌兼顧之道。“一國兩制”方針本身，就是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爭端的舉世無雙的橋。我在談判中堅持這個理念，不僅完成瞭多項任務，後來還與很多昔日的對手成瞭朋友。
（來源：上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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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前，509名解放軍何以荷槍實彈提前入港？
陳佐洱檔案
1942年12月生，祖籍上海。
曾任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社長、總社港澳臺部主任。
1987年底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工作，1994年3月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1998年起，先後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正部長級），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澳門特區籌委，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2013年，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
23年前的3月11日，陳佐洱一傢三口從北京登機，飛向正成為世界焦點的香港。當時，距離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還有將近3年4個月。他的使命是，赴港出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負責磋商香港政權交接的具體事宜。
後來，每逢香港回歸的紀念日，便是這位當年談判高手的忙碌期。
陳佐洱是半路出傢。他生在上海，長在廈門，伯父陳伯吹和父親陳汝惠都是知名作傢，堂兄陳佳洱曾任北京大學校長，三弟陳佐湟是新中國第一位交響樂指揮博士。
2017年，陳佐洱在上海老傢
臺灣記者李永得和徐璐與我握手，歉意地說:“讓你們久等瞭。”我迎上前說：“歡迎，歡迎，等你們38年瞭!”
高淵：你的港澳臺工作經歷，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陳佐洱：那是1987年9月，當時發生瞭一件很轟動的事，臺灣《自立晚報》派出兩個記者取道東京前往大陸采訪。這是兩岸隔絕38年後，第一次有臺灣記者來公開采訪。
做夢也沒想到，協助他們采訪的任務會落在我肩上。當時，我剛從福州到中國新聞社總社工作，職務是福建分社社長兼總社港澳臺部主任，一面工作，一面熟悉總社的運作情況，準備去中新社一傢駐外分社工作。
高淵：為什麼會派你出面接待？
陳佐洱：記得那天是中新社王士谷社長找我談，鄭重其事地說，有兩位臺灣記者要來大陸公開采訪，中央對此很重視，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直接負責。考慮到臺灣《自立晚報》是民間媒體，而中新社也是大陸民間性質的媒體，實行對等接待。
王社長告訴我，《自立晚報》派出的李永得和徐璐兩位記者，李永得是一位部門主任，而我正好是負責對臺新聞的部門主任，所以由我作為中新社的代表。
高淵：當時接待有什麼必須遵守的原則嗎？
陳佐洱：有兩條。一是確保自由采訪，李、徐想采訪誰，到什麼地方采訪，都要盡量開放和滿足；二是確保兩人的人身安全。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鄧小平同志定的。
高淵：過程還順利嗎？
陳佐洱：他們是9月14日下午3點50分，從日本東京登機出發的，途經上海再飛北京。因為機上有重要旅客，所以這個航班在上海多做瞭一次客貨安檢，一直到15日凌晨0點56分才抵達北京。
我和中新社的同事是當天傍晚就到首都機場等候瞭，還來瞭很多國內外媒體。子夜時分，機艙門一打開，李永得和徐璐與我握手，歉意地說:“讓你們久等瞭。”我迎上前說：“歡迎，歡迎，等你們38年瞭!”
高淵：這句“等你們38年瞭”，是事先想好的，還是當時脫口而出？
陳佐洱：是脫口而出的，我根本沒有細想。因為已經等瞭4個多小時，加深瞭焦慮和期待，的確是久等的感覺，飛機晚點嘛。
但這話一出口，立刻被世界多傢通訊社援引，很多報刊以顯著版位報道並加以評論，國內各大媒體在內部也炒得很熱。
高淵：聽說還引來不少批評？
陳佐洱：當時，中新社在宣武門新華社大樓裡辦公，中午去食堂吃飯時，就聽到有人背後指指點點，“就是這個人說等臺灣人等瞭38年，是什麼階級立場？”中新社裡面也在議論，我內心忐忑不安，隻想埋頭工作，幫兩位臺灣記者聯系好采訪。
後來聽說，鄧小平同志肯定這句話說得好，我懸在半空的心才算放瞭下來。
高淵：那次臺灣媒體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觀上也改變瞭你的人生軌跡？
陳佐洱：臺灣記者采訪結束後，一下子北京有好幾個單位要調我，中央臺辦要我去負責宣傳，當新聞發言人。但我最想去國務院港澳辦，因為香港還有10年就要回歸瞭，我工作到退休年齡前還趕得上全過程。1987年底就去瞭，1988年1月正式上班。
高淵：當時魯平在港澳辦？
陳佐洱：對，我去港澳辦跟魯平很有關系。我在中新社總社的時候，宿舍對面就是魯平的傢，他當時是港澳辦秘書長。有時候我去他傢串門，就認識瞭，他也知道我怎麼接待臺灣記者，就向港澳辦黨組推薦瞭，請黨組書記李後專門來考察我。
我去瞭之後，是一個處級幹部，沒有具體職務，在基本法草委會秘書處工作，實際上負責秘書處。幾個月後，任命我為副司長。
英國“玫瑰園計劃”投入過於巨大，傾盡香港財力，留給未來中國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隻有50億港幣。還要大規模舉債，讓特區政府償還。中央高層的意見很明確，不能“你請客，我會鈔”。
高淵：第一次參加中英談窗型冷氣尺寸判是什麼時候？
陳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開始的香港新機場建設談判，一直持續到1991年。當時，我先後擔任港澳辦一司副司長和司長，這個司負責經濟事務和調研工作。
這項談判起初是由中英雙方派出專傢組、政府工作小組出面談，英方談判組長是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次官伯恩斯，相當於司局級，跟我對等。這是我第一次擔綱談判首席，不敢有絲毫懈怠。
高淵：當時，為何中方反對港英當局的建設方案？
陳佐洱：香港原來的啟德機場地處人口稠密的市區，中方在80年代就建議港英當局擇址建設新機場，但對方並不積極，可能不想種瞭樹讓後人來乘涼。
但到瞭1989年後，英方處心積慮“光榮撤退”，拋出瞭一個所謂“玫瑰園計劃”，主要就是建設機場和港口。
這個計劃最大的問題是，投入過於巨大，可以說是傾盡瞭香港的財力，留給未來中國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隻有區區50億港幣。不僅如此，還要不封頂地大規模舉債，讓特區政府償還。對此，中央高層的意見很明確，建設香港新機場不能“你請客，我會鈔”。
高淵：和伯恩斯談瞭幾輪？
陳佐洱：和他談瞭兩輪，地點都在北京，但雙方分歧嚴重，沒有談成。分歧的焦點是，英方堅持認為，就跨越回歸的重大事項和中方磋商，會損害英國對香港的有效管治。所以，雖然雙方談判人員都夜以繼日地工作，但大原則定不下來，協議依然遙不可及。
伯恩斯人高馬大，一臉營養和修養都很好的樣子。他有一次以近乎懇求的口吻跟我說：“後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們都會回到倫敦，我們能不能互相讓一點，讓我回去和他們一起度過這一天。”我當即表示會盡力，但遺憾的是，沒能縮小彼此的分歧。
高淵：怎麼打破僵局呢？
陳佐洱：到瞭1991年6月，雙方提升瞭談判級別。英國派出首相外事顧問柯利達，中方是魯平，他當時已經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我作為魯平的助手參加會談。
柯利達是從第三國繞道來北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釣魚臺國賓館見不到一個記者。他是位瘦瘦高高的老者，開談前他用冷峻的目光直視魯平，一語不發達幾分鐘。魯平也是高手，迎著柯利達的目光相視而坐，也一語不發，直到對方收回目光。
高淵：無語對視更考驗談判雙方的心理吧。
陳佐洱：談判是一門學問，講究以逸待勞，使對方疲勞或不適。這次，柯利達帶來瞭新方案，同意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項聽取中方意見。這是談判前提的重要轉折，中方當即也作出讓步，接受瞭英方提出的為特區政府留下250億港幣財政儲備的建議。
我遵照指示，立即動筆起草協議草稿。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中方的堅持，協議名稱定為《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這“及有關問題”五個字是有深意的。就是說，從今往後，過渡期裡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項，中英雙方都要商量著辦，不能一傢說瞭算，這樣就把英方制約住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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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較量中，一共就達成兩個協議。一是廣為人知的《中英聯合聲明》，第二就是這個新機場備忘錄。這個文件非常重要，不僅解決瞭新機場建設問題，更為後來的談判定瞭基調。
高淵：談判完成後，中英雙方是怎樣的心情？
陳佐洱：都很高興。魯平連夜寫瞭一首“卜算子”，最後一句是：隻見青遍柳樹梢，方曉春之到。柯利達也第一次露出笑容，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外交傢。令人感慨的是，據說柯利達爵士的晚年生活艱辛，得瞭糖尿病，還失去瞭雙腿，和老伴居住在倫敦租來的公寓，沒有人看護照料。
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瞭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600多萬香港老百姓啊！
高淵：中英談判中，你經歷的最跌宕起伏的談判是哪一次？
陳佐洱：我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後，就常駐香港，在香港回歸談判的最後階段，代表中方主談瞭除法律適應化以外的幾乎所有議題。
要說最跌宕起伏，還是財政預算案編制談判。
按香港的慣例，每個財政年度從當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97/98財政年度將跨越香港回歸，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編制。而且，由於財政政策有連續性，之前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也應由雙方合作完成。
英方卻想獨自把握，以配合其“光榮撤退”方案的實施。所以阻撓中方參與預算案編制，還急功近利、不負責任地做大開支粉飾政績。中方為瞭給未來特區留下一個好傢底，堅持要在預算案編制中發揮應有影響力。
在這過程中，我個人多次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可以說終身難忘。
高淵：在談判中，你那句“車毀人亡”曾在香港社會引起軒然大波？
陳佐洱：對。背景是這樣的，從1995年3月起，中英啟動專傢小組會談，首要議題是中方必須參與95/96和96/97預算案的編制。一開始，英方明確反對，表示要到1996年才會就預算案咨詢中方。當時，曾蔭權是英方組長，我是中方組長。
經過4輪艱苦談判，英方終於作出讓步，首次允許中方旁聽高層資源會議，並就重要資源分配問題與中方討論。但我們參與得越多，發現其中的問題越大。
1995年11月，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署長冼德勤發表公開演講，表示要大幅增加社會福利開支，當時已連續5年以27%的增幅增長瞭社會福利開支，居然聲稱還要按此增幅再幹5年。
對此，中方認為，應該在財政穩健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發展實際需求不斷提高社會福利，而英方的做法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中國香港基本法規定，是在給即將成立的特區政府埋釘子，哪個政府吃得消這麼高速的剛性的福利增長？
高淵：當時具體場景是怎樣的？
陳佐洱：那天，中外記者照例圍在釣魚臺國賓館7號樓門口，然後尾隨雙方代表進入談判大廳。等雙方坐定後，我用手指輕輕彈瞭彈話筒，開始發言，表示不贊成港英當局的赤字預算，更不贊成用這樣高的速度持續提升香港社會福利。
我打瞭個比方，“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瞭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600多萬香港老百姓啊！”
我的意思很明確，這種隻顧眼前、不顧將來，企圖在一日內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嘩眾取寵做法，要麼是居心不良，要麼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我這番開場白暴露瞭英方臨撤退前賣好又埋釘子的一個陰謀，英方專傢組始料未及，現場氣氛迅速凝固。
當晚，香港總督彭定康親自出馬，率領一眾高官隔空對我發起聲勢浩大的攻擊。他把我形容他駕駛“高速賽車”，偷換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機”，稱“香港的社會福利開支完全是香港事務，中國任何官員都無權理會!”甚至造謠稱中方“把所有福利開支計劃削減得體無完膚”，“港人對此決不受落（接受）！”
高淵：把你送上瞭輿論的風口浪尖吧？
陳佐洱：彭定康的這番言論雖然經不起推敲，但在當時具有很大蠱惑性，一下子將我推到漠視港人利益、幹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孤立境地，迅速成為香港“主流輿論”。短短一個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門的文章，通過文字、電波、視頻鋪天蓋地地對我聲討譴責。
高淵：你的壓力有多大？
陳佐洱：當時我身在北京，香港的信息來得晚。
在翌日專傢組會議結束後的吹風會上，有記者問我對彭定康那番談話有何看法。我回答，港督是英國女王派來集大權於一身的英國人，跟未來由港人選舉產生的特區行政長官相比，他是一個獨裁者，他不僅沒有資格躋身“港人”，更不會領到未來香港特區的“駕駛執照”。
我這話又被渲染為“大獨裁者論”，英國外交部因此約見中國駐英使館代辦，指責我對香港社會福利開支的言論以及針對彭定康進行人身攻擊是“不能接受的”。
我回到香港住處，見到小別一周的太太，她好像一下子憔悴瞭很多，因為遇到瞭從未有過的壓力，甚至不願上街、上班，害怕背脊後有人竊竊私語。
但我不管壓力多大，仍必須一如既往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出席各種公開活動，從容面對傳媒。為減輕輿論誤解，最大限度爭取支持，繼續不卑不亢地進行一些針對性解釋。
高淵：這段難捱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
陳佐洱：香港是個快節奏的大都市，再火爆的新聞也難有持久的生命力。大約半個月後，輿論對我的註意力漸漸移散瞭。這的確是段不容易的日子，我也為此付出瞭一定代價。
若幹年後，是非對錯終於被香港發生的許多大事驗證。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董建華、曾蔭權以及梁錦松、唐英年等要員都曾動情地當面感念我，表示中英共同編制跨九七的財政預算案為香港的未來把住瞭關，他們都還記得並贊賞當年“車毀人亡”那句警示。
我說，我真的希望那僅僅是一句警示，甚至是說錯的話，就當作我敲瞭一回木魚吧。
1995年，中英關於香港財政預算案編制專傢小組會議上，陳佐洱批評英方持續高福利政策。
最後的焦點是駐港部隊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給我的底線是不少於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數字，一咬牙說：“509人，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讓步瞭。”
高淵：財政預算案是讓你最著急上火的談判嗎？
陳佐洱：還不是，最緊迫、最驚險的是解放軍先頭部隊提前進駐問題，因為啟動這項談判時，香港回歸已經倒計時瞭。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我突然接到來自北京的重要電話。電話裡傳來外交部副部長王英凡的聲音：“陳佐洱，我正在錢其琛副總理的辦公室裡給你打電話。”這句話，立刻讓我感到瞭急迫與分量。
王英凡副部長指示我，立即帶領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防務與治安專傢小組，與英方開談駐港部隊先頭部隊提前進入香港問題。他說，北京已組成專傢組，傍晚就飛抵香港，配合你的工作，來人將會傳達具體方案，隻要是在底線范圍內，授權你可以當場決定。
說到這兒，他加重瞭語氣：“時間不多瞭，一定爭取在一周時間內與英方達成協議。關鍵是快！”
高淵：為何臨近回歸前夕，突然要談判先頭部隊提前入港？
陳佐洱：一般的理解是，解放軍駐港部隊應於7月1日零時開進香港，此前已派遣196名以技術和後勤人員為主的先遣人員分三批不帶武器進入香港，為駐港部隊開進預作通信、交通、後勤等方面的必要準備。
但中央領導在聽取有關匯報時發現，假如攜帶武器的駐港部隊在7月1日零時才進港，從北到南抵達全部營地需要兩到三個小時，這就意味著在駐港部隊到位前，香港大部分地區將出現防務真空。
而此時，中英兩國領袖正在進行莊嚴盛大的香港政權交接，剛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絕不能有一分鐘不設防。所以，駐港部隊必須有一支先頭部隊，攜帶武器裝備於7月1日零時以前進入香港，確保零時開始有效履行防務責任。
高淵：這項談判有多難？
陳佐洱：英國人堅決不同意。他們認為在英方管轄的最後幾個小時，中國軍隊就荷槍實彈開進來，這怎麼行？
一開始是中國外交部在北京和英國大使館談，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在倫敦和英國外交部談，但都是僵局。就在這時，英國政壇發生變動，工黨取代保守黨上臺執政，錢其琛副總理親自致函英國新任外相庫克，希望推進談判工作。雙方最終決定，還是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負責談判。
接到任務後，我當晚就和專傢們關進屏蔽保密室裡徹夜研究方案。第二天上午開談，整個談判持續瞭五天五夜。
高淵：你的任務是在一周內完成這項談判，時間非常緊迫，當時得到中央多大授權？
陳佐洱：談判一開始就僵持，第一天不歡而散，直到第3天依然缺乏實質性進展。那天會談結束時，我和英方代表包雅倫不約而同地走在最後。走到樓梯口時，我們對視瞭一下，收住腳步。他說，我們兩個人再談談吧？
我點點頭。正好旁邊有一個小房間，是堆放雜物的儲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張條凳。我倆把門虛掩，坐在條凳上，沒有燈光，沒有譯員，誰也看不清誰的臉，但彼此能感知對方的氣息。
包雅倫直截瞭當問我，中方還能作哪些松動？
我說，中方可以再作兩個重要讓步：第一，可以放棄開進位於九龍鬧市區的槍會山軍營，但港島的英軍總部和港島南的赤柱軍營一定要進；第二，可以再調減些先頭部隊的人數，具體數字沒透露。最後，我用誠懇、嚴肅的語氣說：“前提是英方也必須持靈活態度！”我聽見包雅倫吐瞭口氣，拖長聲調“嗯哼”瞭一聲。我們都知道，談判還有戲。
最後的焦點是駐港部隊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給我的底線是不少於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數字，一咬牙說：“509人，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讓步瞭。”英方最終接受瞭這個方案。
高淵：你在香港談瞭五天五夜，是怎麼和北京保持溝通的？
陳佐洱：談判桌上風雨變幻，第一時間向北京匯報和請示是奪取勝利必不可少的要素。廣州軍區來的專傢給我帶來三部可以漫遊的手機，在1997年手機還是很新奇的。那些天，這三部手機都放在我桌子上，哪部響瞭，我就抓起來跑到外面去接。
中英談判樓在堅尼地道28號，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意大利式小樓。我每次都到外面花園接電話，是擔心樓裡面有竊聽裝置。當時經常和我聯系的外交部王英凡副部長和港澳臺司司長等，都是上海人，我們就說上海話。這樣即便被竊聽，對方還要找懂上海話的人來破譯，得多費不少力。而且，我們之間的通話還有暗號。談判的進展通過他們報給錢其琛副總理，再報給江澤民主席，北京的指示也通過這個途徑及時下達。
那五天五夜真的沒怎麼睡覺，白天談得唇焦口燥，晚上回中代處還要開會、發電報、等批復，再根據北京指示商量明天如何對陣。即便是抽空瞇一會兒，腦子裡想的也全是先頭部隊提前進駐的事。
中方代表陳佐洱和英方代表包雅倫
在香港回歸的整個後過渡期，彭定康的主要形象和實際作用就是個攪局者。
高淵：在你親歷的中英談判最後1208天裡，接觸瞭很多英方人士。你對末代港督彭定康印象怎樣？
陳佐洱：應該說，在香港回歸的整個後過渡期，彭定康的主要形象和實際作用就是個攪局者。他以說話尖刻辛辣、文字功底老到著稱。1992年一上任，就拋出瞭一套背信棄義的三違反“政改方案”，隨後才傲慢地動身北上，企圖以既成事實壓中方接受。最後，當然碰瞭一鼻子灰。
高淵：對哪幾位英方談判對手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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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洱：1990年香港新機場建設談判時，我的對手是伯恩斯，他沒談成，英方臨陣換將。香港回歸後，他出任首任英國駐香港澳門總領事。那天，我應邀出席他的上任酒會，他對我非常冷淡，裝作不認識，可能覺得當年丟瞭面子。
但不打不成交的也有，英方代表包雅倫、戴維斯等就是這樣。包雅倫後來擔任第二任總領事，在1999年底澳門特區成立慶典上我們相遇，歡喜合影，百感交集。戴維斯後來下海經商，曾擔任英中商會會長。2007年我去倫敦的時候，他非常熱情地主持我的演講會。
高淵：你在這些談判對手眼中，是什麼形象？
陳佐洱：英方代表曾對媒體說，陳佐洱一是強硬，二是講道理。
高淵：中方談判陣營中，你對誰印象最深？
陳佐洱：印象最深的是魯平，他可以說是我後半生的導師之一，是他把我領到談判桌邊的。
魯平擔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時，每天要讀十幾份立場不同的港澳中英文報紙，往往能從字裡行間敏銳地發現對手的新動向，並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教導我說，和老謀深算的殖民主義者打交道，就像下象棋，走一步要看三步。
也許正因此，對手們都對他心生敬畏，連被他斥為香港“千古罪人”的彭定康，也在回憶錄《東方與西方》中欣賞他的聰明、出眾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語，“但中國的政治讓我們之間隻能擁抱像默劇一樣的敵意”。
工作時，魯平總是不茍言笑，批評人不留情面。下瞭班，回到僑辦和港澳辦幹部合住的甘傢口塔樓公寓，他又變得十分和氣，見人笑吟吟地打招呼。
多年來，港澳辦上下都叫他“魯平同志”。每天早晨八點前，他必定踏進辦公室，無論做到多晚，下班時辦公桌上一定幹幹凈凈，沒有一張積壓的文件紙。
中方防務與治安專傢小組成員在談判大廳的合影
外交談判的根本目的不是爭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爭執中搭橋，尋求在滿足我方主要關註前提下的統籌兼顧之道。
高淵：你親歷瞭中英談判的最後幾年，期間波折不斷。在1997年7月1日正式回歸那一刻，是怎樣的心情？
陳佐洱：我沒有熱淚盈眶的狂喜，站在中英政權交接儀式的會場，目視國旗冉冉升起，心裡默默對自己說：不辱使命，我做到瞭！
高淵：你領銜的談判涉及方方面面，像軍事用地、移動電話專營權、排污等都很專業，你對這些都內行嗎？
陳佐洱：我是學外語出身，很多方面的專業知識貧乏，主要靠各有關專傢支持，自己也惡補，但也不可能全懂。一旦上瞭談判桌，就隻能由我一張口來談，專傢們可以遞條子，我指定誰發言誰就發言。談判桌上的每一句都有錄音，“軍中無戲言”。
高淵：香港回歸後，一位英國外交國務大臣曾對中國駐英大使說，陳佐洱最難對付，但又是達成協議最多的對手。在你看來，外交談判的關鍵是什麼？
陳佐洱：在我去香港上任前，向老外長、港澳辦老主任姬鵬飛辭行和請示，他對我說瞭一番鼓勵的話，特別提到，外交是妥協的產物，政治也是妥協的產物。
在香港那幾年，我還牢記兩點，一是國傢利益高於一切，二是弱國無外交，我所有奉命談判成功的背後，都是國力的支撐和人民的支持。
外交談判的根本目的不是爭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爭執中搭橋，尋求在滿足我方主要關註前提下的統籌兼顧之道。“一國兩制”方針本身，就是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和國際爭端的舉世無雙的橋。我在談判中堅持這個理念，不僅完成瞭多項任務，後來還與很多昔日的對手成瞭朋友。
（來源：上海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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